陈老师是我的恩师。不思量，自难忘。

1996年，我从美国回来，投于陈老师门下。回想起来，那正是肿瘤免疫研究风起云涌，英才辈出的时代。1991年，Ludwig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 Belgium Branch 所长Dr. Terry Boon领导的研究机构发现了第一个人类肿瘤抗原；1995年，Ugur Sahin教授和 Özlem Türeci教授 ，BioNTech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，发表了开创性论文，报告了肿瘤抗原鉴定SEREX 方法，标志着肿瘤抗原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。被称为肿瘤免疫学之父的Dr. Lloyd Old（Ludwig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）在1996年，通过Ludwig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 Melbourne Branch 的所长Tony Burgess教授，也是陈老师的老朋友，找到陈老师，希望能与中国合作进行肝癌肿瘤抗原的鉴定，开启了中国首个T细胞识别的肿瘤抗原鉴定研究。非常幸运的是，陈老师将这个项目交给了我。懵里懵懂地，我被陈老师拽进了肿瘤免疫研究的殿堂。

那个时候，我的免疫学知识完全是一片空白。从美国回来，我也没什么志向，想在北医躺平。可是，在陈老师的实验室是躺不平的。陈老师不停地鼓励我考博士。我说我看不懂当时的免疫学教科书，陈老师就拿出他的ImmunoBiology让我学习；考试前我不想复习英语，陈老师赶我回家复习，让我不要掉以轻心……。

2002年，在陈老师的带领下，我们在Journal of Immunology杂志发表了题为Large Scale Identification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-Associated Antigens by Autoantibodies的文章。说个小插曲，文章被接受的那天，全实验室都非常高兴和兴奋。第二天一早，好像是个周六，我在去实验室的路上碰到陈老师，我看陈老师脸色不大好，就跟他说，“陈老师，咱们的文章被接受了，这是多高兴的一件事呀！“陈老师回我说，有什么高兴的，已经过去的事了。永远向前看，是陈老师的性格。

陈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，是他治学的严谨、对细节的打磨和高度的自律。做学生的时候，总觉得他要求太高。而一旦自己独立工作，才体会到这些品质，对一个做科学研究的人，是多么重要。陈老师几十年如一日，每天如一日，早晨8点、中午2点，晚上7点到实验室，阅读文献，给学生修改论文，写教材。每周组会，进展汇报后进行讨论，鼓励学生发表意见。对科学的追求贯穿在他的生命之中。

陈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，同时给了学生各种发展机会。他为我们提供了国外进修的机会，鼓励我们积极申请科研基金，参加会议presentation，与国外学者交流。我始终记得，陈老师派我代表他去见Dr. Old的情景。点点滴滴，奠定了我事业发展的基础。

今年是陈老师诞辰90周年。与陈老师在一起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。陈老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。

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导师陈慰峰院士-王歈